那片黄绿相间的农田时，环顾四周，只见初夏的朝阳，穿过路边的桑树，闲散地洒在了水泥浇筑的小道上。这会儿正是桑树最美的季节，行行连绵成群，桑叶大片舒展，树干晃动着手掌庆祝着初临的夏日，满目绿色，沁人心脾。

　　这样的恬然安适，正是南太湖乡村最常见的情形：与城市一墙之隔的烟火温度、穿越历史的深度、翻山越岭的高度，以及翻开层层山水画卷般的厚度，在这里只道是寻常。

　　然而，此刻我所在的这片方圆23.4万平方米的地方，因其出土了4700年前的丝、丝带、丝线，而成为探寻江南丝绸文化的起点。也正因为亘古不变的土地，穿越了历史的长河，承载着千年的时光，让我在这丝绸文化发祥的原点，朝着空旷，朝着闲散，朝着似乎逝去却又永存的，静静地凝视。

　　钱山漾三个字，有种刚柔并济的感觉，看似柔软，却又颇有些坚韧的内在，就像丝绸的质感。

　　1934年夏，湖州适逢百年大旱，钱山漾湖底干涸，皲裂的泥土中凸起一个个石器。被潞村人称为“石头博士”的慎微之乘此机会采集到石锛、石斧、石镞、石犁等大量石器。

　　慎微之隐约接收到某种来自时光深处的信息：1937年，《吴越文化论丛》上一篇名为《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》的论文横空出世，他推断钱山漾是一处大面积的古人类活动遗址，这一推断经新中国多次考古被证实。

　　说起潞村，这座距离湖州城南7公里的小村，近山傍水，南北有碧浪湖、钱山漾、衡山漾互联互通，西有道场山、金盖山似屏如障，村落就在山水之间，人类聚落的形成和发展，秘密都在此。而她第一次走进全球视野，正是因为村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绸片，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，使得沉睡了数千年的钱山漾遗址得以发现，古村也因此有了“世界丝绸之源”的美誉。

　　1958年，在钱山漾东岸南端潞村百廿亩处，考古工作者连续进行两次发掘，发现了经碳-14测定为四千多年前的家用绸片。学术界认定这些绸片是“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人类利用家蚕丝纺织的最早实例”，湖州作为“世界丝绸之源”的地位，也得到了科学的论证。

　　如今，当我们来到钱山漾文化交流中心（中国蚕桑丝织技艺非遗传承中心），看到“丝绸历史墙”上那根富贵而坚韧的长丝——她记录了漫长的历史，也记录了钱山漾的千年传奇：夏代六州贡丝；春秋战国吴楚争桑；汉代，汉通西域，湖州丝绸入贡、西传；三国，德清“永安丝”入贡；从三国到五代，大规模的治水营田，建成完善的塘浦圩田体系，湖地成为全国知名的粮桑产地、衣食之源；唐代，吴绫与蜀锦齐名；两宋，桑基鱼塘得循环使用，鲁桑走向“湖桑”；明清，湖桑改良，桑基鱼塘兴盛，丝绸市镇兴起；晚清民国，世界殊荣里的湖丝……

　　湖州是名副其实的“丝绸之府”：“王献之书羊欣白练裙，练即绢也”、“缭绫缭绫何所似？不似罗绡与纨绮。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,四十五尺瀑布泉。”、“桑麻如云，郁郁纷纷”、“吴蚕缫出丝如银，蓬头垢面怎苦辛；苕溪矮桑丝更好，岁岁输官供织造。”……这些诗句，都是湖州桑丝绸业相当发达的作证。

　　湖州丝绸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当属宋代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茧箔山立，续车之声连屋相闻。”这正是湖州蚕丝当年的盛况。而至南宋，《嘉泰吴兴志》里则这样写道：“湖丝合郡俱有，而独盛于归安，湖丝遍天下”，可见当时的湖州已是全国的桑蚕业中心。

　　当时湖州专门管理丝绸的机构叫“织绫务”，绫罗、缎等产品完成后，根据朝廷需求上贡，均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丝绸织法，尤其是在染色方面，细腻程度令人叹为观止。例如，仁宗年间绫罗印染有深红、浅红、淡红等色彩，类似玛瑙红，时称“湖缬”，驰名全国。

　　“到了南宋，随皇室南渡而来的朝廷续锦院、染院、文绣院、文思院等机构的工匠，带来了精湛的丝绸织染技艺，对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”尽管说，彼时杭州作为国都，其丝绸业迎来了辉煌时期，但毗临南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湖州，则引来了许多皇室后裔和达官贵人迁居，对丝绸的需求量大增。特别是乌程、归安（两地合并为今吴兴）、安吉、武康（今德清）、双林（今南浔）等地都是蚕桑盛地，当地农人但凡有小块闲地，必种上桑树。不仅如此，蚕农将土生野桑和鲁桑、荆桑等进行嫁接改良，培育出湖桑“叶厚大而疏，多津液”。湖桑饲养的蚕得丝多，质量特别好，就算是整个杭州城也找不出可以与之媲美者。

　　湖州丝绸业的进阶在明代得以飞跃式实现。一方面，当地不再依靠“国之仓廪”的冠冕，湖州丝绸业正式转型成为了丝绸产业交易中心。与此同时，湖州丝绸走出中国走向世界,湖丝“冠绝海内”,“遍天下”,湖绸亦“通行天下”,“大行于时”。

　　从湖州丝绸的发展史来看，钱山漾遗址的开端，绵延4700年至今，很大程度源于湖州地处浙西鱼米之乡，并远离战火之扰，尤其在诸如汉末、唐末、两宋之交、南宋末、元末等乱世之隙，“不仅本地安而升平，滋发 商业，天下士、商大族也都来定居，以致郡城湖州成为一方乐土，县城与诸市镇也都是‘行商坐贾之所萃’。”地方经济引发商业，商业繁荣则促进地方经济发展。这在古代的湖州表现十分显著。

　　对此，明嘉靖时徐献忠在《吴兴掌故集》中记载：“吴兴介在苏、杭之间，水陆饶沃之产，实过两郡。”而明代台州地理学家王士性则认为：“浙十一郡惟湖最富，盖嘉湖泽国，商贾舟航易通各省，而湖多一蚕，是每年有两秋也。”这道出了湖州地区繁华的真谛。

　　历史走到了清朝。1859年1月11日，一个叫卡斯特拉尼的意大利人带领一支商业“探险队”，从地中海出发，经过两个月的海上航行到达中国上海。

　　据史料记载，当时意大利丝绸业蓬勃发展，一种“家蚕微粒子病”，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年一年不断向外蔓延，最终席卷整个欧洲。欧洲人不得不前往更加遥远的蚕乡，去寻找那“失落的蚕种”——有人去了土耳其，有人去了伊朗，还有人去了远东。而卡斯特拉尼于当年4月16日悄悄深入江南腹地湖州府，通过在华传教士在江南各地联系蚕农准备收购中国蚕种带回意大利。

　　当时中国正处在和英法联军的战争阴影之中。探险队在湖州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验，比较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养蚕方法。2016年，卡斯特拉尼当年的笔记被整理成《中国养蚕法: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》一书，记录了清末江南丝绸重镇的乡间见闻。

　　已经处于工业革命的意大利人，在湖州看到了当时仍然处于农耕社会的人们是这样种桑树的：“农民经常从水田中挖取泥土堆到边上，越堆越高，形成高高的平地，在上面可以种植桑树……纵横交错的河道分割了平原，河岸两边的高地种着桑树，可以防止雨季的洪水毁坏堤岸。”；以及是这样养蚕的：“中国的养蚕法，不用人工加热，一、二眠时，会有蚕死去，但蚕过三眠后，我注意到，虽然我们起初拥有相同数量的蚕……（中国方法）却比我的更健康、更有活力……收获的蚕茧几乎是我的两倍。”

　　这是150多年前非常有趣的记载，不仅如此，意大利人还在农历的12月12日，看到湖州人举办的盛大庆祝，这是用来祭祀马鸣王等在内的蚕神娘娘。

　　如果说，丝绸的起源见证了潞村人的智慧、勤劳；丝绸业的发展见证了湖州人的创新、开拓；那么丝绸之于整个江南，更相当于一种与宗教、风俗、习惯、神话、传说、艺术等紧紧相连的集体意识和文化符号。